卢荻丨你无法逃避民主回归
本文作者卢荻教授
✦1.今日的批判热潮
早自占中/雨伞运动的酝酿阶段，批判民主回归就形成热潮，然则所批判的究竟是什么？
一是“交换论”，也就是以支持或接受回归，交换民主的承诺；而今日宣称承诺被背弃了，意味着“交换论”的失败，看不透对方本质甚或自欺欺人的失败。
二是“契机论”，也就是民主回归纯属当时的唯一可行选择，在从来就没有民主的地方、在历史夹缝中尽量争取民主；而今日宣称民主始终无望，意味着“契机论”的失败，或一厢情愿或非战之罪的失败。
三是“共同论”，也就是，无论如何总是应该共同建设民主中华，这是具有民族感情并追求民主者的责任；而今日宣称中华愈走愈远离民主并反过来禁绝香港民主，意味着“共同论”的失败，执着大中华主义路线的失败。
很难说这三种论调是否符合民主回归的本意，或许在三十多年来的历程中从来就没有主流论调，没有所谓本意；这反映了下文将要讨论的现实，即，迄今的历程始终是被动回归，从没有主动回归的意愿和实践。这里的关键是，这三种民主回归论，以及现时这样地批判它们，尽管各有其道理和根据，终归是欠缺历史视野，从而还是严重欠缺现实性和合理性。
✦2.现实性和合理性
对于作为群体的香港人来说，“你无法逃避民主回归”，这既是现实，也是合理性所在。
现实性简单直接。回归是必然的，在中英谈判年代或更早之前就清楚不过，直至现在也无人能说不是这样----憧憬中共要垮台者知道，幻想中国要崩溃者也知道，奢言“普世原则就是香港人有权拒绝回归”者同样知道。现实上，唯有中国崩溃了还得再加上世界强权不顾自损的强力干预，才能避免/抗拒回归，而这种前景的概率是零。在这个现实底下，真心追求民主者无法否认，民主回归是最好的出路。
然而还有高呼“抗命不认命”者要不顾一切抗拒回归，还有不管真心如何总之是咀咒着“中国人本质就是天朝/帝国/殖民主义”者要播种仇恨，这就必须回应他们或盲从他们者以合理性话题。
民主的前提是人民，是生息在特定界限的共同享有的土地上的人民，而人民是一个历史性范畴。“中国人民”这个范畴，是在整个20世纪的反抗历史资本主义的革命历程中界定的，这个界定使得作为群体的香港人一如其他各省各地区的民众群体，成为中国人民的组成部分。毫无疑问，这个历史过程的正义性，远远超过历史资本主义，不仅是当初的英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即直接的殖民主义（须知中国革命是唾弃英帝国体系的联合国宪章的重要推动力），而且是随后的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须知在东亚在全球范围多番践踏联合国宪章的是美帝国体系）。与此同时，这个历史范畴是千千万万的、来自各省各地区的民众以流血牺牲铸成的，其正义性远远超过部分群体或个人的认同与否，包括部分甚至是全体的香港人的认同与否。所以，就作为群体的香港人而言，关键是不能将自己置于与中国人民相敌对的关系，这是合理性的底线。
然而，即使历史进程的合理性得以承认，这里还是大有可能出现两种对上述论断的质疑、否定。一是，时至今日，中国人民的组成和意识、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构造和国体政体，是否真的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尤其是相对于今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而言，或相对于这个体系所承认/宣扬的原则即体现在联合国宪章的“普世价值”而言？二是，宏大的历史或道理难道就是至高无上，就真的可以置地区的特殊性、以至于个人化的鲜活体验于不顾，不顾香港本身的历史和社会的特殊性？
✦3.再认识“中国人民”
如果认定小道理不应盖过大道理，那么，大道理就不能不讲清楚。确定“中国人民”的历史进程、20世纪中国革命，以及来到今天的革命的结果，这里有什么正义性？
1971年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对此做出精确的概括:“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个概括绝非今日已经被污名化的什么“国家/民族/国族”主义，因为，它的根本是“人民要革命”，而人民是以劳动者阶级为主体，是要争取免于历史资本主义的剥削的解放。中国革命的起源是1925年的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其目标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即军阀和买办阶层、摧毁由帝国主义强加下来的社会和权力关系，其体现是中国的劳动者阶级历史上首次动员起来，正是这种动员使得当时势孤力弱的广州成为全国革命的主体。随后的漫长的革命历程，直至今天，始终可见这种性质的延续和发扬。
20世纪的历史资本主义，不论是上半叶的英帝国体系还是下半叶的美帝国体系，其系统性的资本积累，始终是以剥削劳动者尤其是后进民族的劳动者为基础的。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体现为金融霸权(所谓“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综合体”及其遍布全球的政治经济附庸)，及其建立在这种剥削的基础上的“掠夺性积累”。所以，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和权力关系，必须具有超越历史资本主义的正义性，使得中国人民能够抵制历史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积累的剥削。
从这个视角看，中国革命其实是一个远未完成的进程，而直至今日这个进程却又是充满历史的复杂性。复杂性之一，是始终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作为一个后进民族因此难以避免内部的社会和政治分化，从而，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和权力关系一直面临倒退、变质、颠覆的危险。复杂性之二，是要超赶和超越资本主义离不开原始积累，即使力争强化其社会主义性质始终也还是原始积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个个人的劳动者往往难以认识到阶级利益，这就使得革命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和权力关系欠缺最坚定的捍卫者。纵使如此，这些复杂性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革命迄今的成果，相反，即使是成果有所丧失了也还是应该争取回来。
✦4.对整体中国的意义
革命尚未完成和历史复杂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政体问题，这恰恰是民主回归争论的焦点所在。
20世纪中国革命一直走着“以党建国”的道路，也即上面所说的要让中国人民在面对历史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得以生存，在正义性上超越历史资本主义。而这个过程需要动员全体人民、整个民族的力量，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从国民党到共产党都是以此为指导原则，只不过是历史上国民党没有通过革命的考验，而直至今日共产党仍在经受着考验。
不能脱离历史地断言这个指导原则纯是苏联的影响所致，断言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地位纯粹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催生的。关键是革命推进了，是在极为严苛的历史条件中推进了，包括抵挡住英帝国体系的急先锋即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略、抵挡住美帝国体系的全面封锁。由此可以推论，“以党建国”取代了民国初期的宪政式政党竞争，这其中自有历史的道理、人民利益的要求，并不是国民党或共产党的权谋就能做到的。
这样说并不是历史命定论，事实上，在好些转折关头上，历史都暗示着或呈现出透过不同的道路推进革命的可能性，例如在1925-27年和1946-47年（是否还有1966-67年这值得探讨），从而，也就不能断言今日的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这样说，目的是要指出，对待现实不能采取非历史态度，不能依靠神学式历史观，纯粹以普世价值----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要求历史，那只能是“普世价值政治”，反映着历史观望者所在的既有权势的利益。
无论如何，应该承认也不难观察到，今日中国的政体有其先进性和落后性，相对于美帝国体系是这样，相对于这个体系所承认的原则即承载于联合国宪章的普世价值是这样，以更高的政治和道德标准即公正和解放等社会主义原则衡量之，也是这样。所以，要实践正义性的关键，是在历史条件允可中尽可能推进优越性、克服落后性，民主和回归一并落实就是这个进路，是真心追求民主者的不二选择。
✦5.两种沙文主义之外
革命尚未完成和历史复杂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国体问题，这是近来有关民主回归争论所带出来的更根本问题。这里所说的国体，不是指国家的阶级构成和阶级关系，而是关乎中国人民内部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简化地说，就是单一制与联邦制的取舍、或两者的相关元素的合理组合。
争论可以导致对立也可以朝向合理的解决。这边厢，有关一国两制，现在中央明言“全面管治权”，这本来就是单一制国体的逻辑延伸。只是，从当初中英谈判年代直至2003年国家安全立法受挫、甚或直至2012年出现反国民教育运动之前，总有领导人的宣示隐含着中央尽量撒手不管的意味。那边厢，自占中失败之后，香港的要求参与（甚至在某些程度上自主）修改基本法的声音愈来愈响，这种要求倒也不一定就是从“民主拒共”滑落到“民主拒中”的反映，但是始终是挑战着单一制国体的原则。这些代表整体的明言和宣示，以及代表部分的要求，在香港问题上已经是对立如斯，要是到了台湾问题无疑对立只会近乎无限地扩大。
对立的合理解决，必须对应于恰当的历史条件，也就是上面所说的革命的完成程度。在中国人民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全民动员是必需，部份只能服从於整体，甚至包括一定程度上的不合理服从。至于合理的服从就更不用说了，要摧毁由帝国主义强加下来的社会和权力关系，就是必须打倒地方上的帝国主义的附庸，不能容许任何形式的地方沙文主义构造。中国革命历史上，以单一制取代民国初期的地方割据、否决了“联省自治”的要求，这也是自有历史的道理、人民利益的需要。
那么，现代以来的整个中国历史，是否一步步朝向合理安排人民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换言之，来到今日的中国现实，是否具备历史条件，克服整体和部分各自的沙文主义？有根据作出乐观的判断。一是今日中国已经有足够发达的物质力量，使得中国人民再也不是直接的外部力量所能颠覆的（即使是美国“亚太再平衡”将60%的军事力量配备到东亚外加美日军事同盟也还是不行）；二是今日中国人民所面对的最大的颠覆性危险，是内部的政治和社会分化，更确切说，是内部某些权势集团的变质以应和、附从世界资本主义霸权；三是，今日的中国人民，已经广泛地具有抵制美帝国体系意识形态的意识和能力（所谓“蔚蓝色文明”之类梦呓在今日只会被用来笑话），在肯定现有世界体系所宣扬的、甚至乎社会主义原则的普世价值的同时，抵制“普世价值政治”，抗御历史资本主义的内外势力。这样，面向未来继续推进革命，其实是更加有赖于民众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上的广泛动员和参与，有赖于整体的普遍性与部分的特殊性的兼容，这也是超越历史资本主义的正义性的要求。
上文这样的论述，不论道理如何，其实是很难被香港那三种民主回归论者、及其同样是非历史的批判者听入耳的，这是因为，现在成为压倒性主流的是所谓“认同政治”、“身份政治”话语。可以想象会有这么一种诘问：以整体盖过部分，以宏大历史盖过地区特性、个人化的经验和认同，以“中国人民”压制“香港人”，这岂不是沙文主义？对此只能回应：有可能，不一定，民主回归正是要克服这个可能，既不能容许以地方的沙文主义颠覆整体，也不能容许以整体的沙文主义压制地方。
✦6.民主回归仍然在前
无论是从现实性还是合理性看，香港人要获得民主的唯一凭借，就是与国内民众良性互动，作为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共同建设超越历史资本主义的中国未来。
港台犹如疆藏，其问题不仅是地方问题，而且关系全国，要解答“香港向何处去”，同时就必须解答“中国向何处去”。而或许并非巧合，“五十年不变”的尽头，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想中的行将结束，这两个问题因此必须得到一并的解答。
一旦确定方向是要建构超越已有世界体系的正义性，那么，香港三十多年来的那些民主回归主张、今日的民主回归批判，都是必须纠正的弯路。一是必须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翁，化被动回归为主动回归；另一是必须认识到权利与责任的对称，合理争取自治的同时尊重整体人民的权益。这样，真正的民主回归，仍然是在未来。
（2015年7月16日写于香港沙田）